“1958年1月7日下午两点零五分永信证券，老李，水温十七度半，你敢下吗？”毛主席披着睡衣站在邕江边，回头冲笑。几秒后，一阵凉风扑面，江水拍打船舷，发出哗啦哗啦的脆响。李银桥嘴上答“敢”，心里却琢磨：主席真把冬泳当家常便饭了。
汽艇慢慢滑向江心，桨叶破水，水面漾出白沫。梁亚华等青年队员蹲在舢板里，正丈量深浅。毛主席见岸上围观的卫士不动，摆手喊：“都下来，别光站着！”大家只好咬牙跳入江中，冰凉瞬间钻进骨缝，有人哆嗦着冒出一句：“这可真够劲儿。”主席哈哈一笑，双臂一分，蛙泳动作流畅，水花四溅。
短短几分钟，江面被切成两半：一边是主席轻快的身影，另一边是几位卫士的苦相。李银桥心里明白，主席其实也冷，只是不肯示弱。他凑过去递热毛巾，毛主席仍摆手：“不急，我再游十分钟。”话音未落，已经奔出二十多米。这个场景后来被梁亚华回忆：“主席在水里像青龙摆尾，我们跟在后头像鸭子似的扑腾。”
看似一次随兴的冬泳，背后却藏着主席多年的牵挂。那天夜里，南宁市委安排的会议刚散，毛主席靠在藤椅上，随口又提起三峡：“长江还得拦一闸大水库，我这颗心啊，总放不下。”韦国清在旁附和一句：“工程太大，部委还没合拍。”主席摇头：“总得有人先鼓劲儿，三峡是治水，也是用水，更是发电。”说完，他用毛巾擦肩膀，水珠顺着灯光闪亮，像是一个执念落在河面。
倒带回三年前。1955年夏天，武汉至南京的江上游览，主席凌晨独坐甲板，翻看《申报》旧地图。林一山被叫来，主席指着丹江口、引汉济渭的设想问能否成线。林一山说：“技术有门槛，资金也紧。”主席低头想了想：“那咱们先摸底，先探路永信证券，总有一天吃成这只‘大螃蟹’。”紧接着，他写下《水调歌头·游泳》，“更立西江石壁，截断巫山云雨”，诗里的豪情，就是他的方案草图。
1958年1月，南宁会议话题繁多，从“大跃进”到“农业纲要”，水利却成压轴。主席索性把李锐、林一山两派专家拉到一张桌子：“你们一个讲‘修’，一个讲‘缓’，都别打哑谜，摆数据。”林一山预留两小时，滔滔不绝；李锐只要半小时，切中要害：“防洪不单靠一坝，国力也要掂量。”主席听完一句评语：“嘴皮子说服不了，我给你们三天，各写一文，真刀真枪。”
三日后再议，林一山洋洋洒洒两万字，提出“拦洪、航运、发电三合一”；李锐八千字，列出“投资过大、生态变数、移民压力”六点担忧。双方针尖对麦芒，全场屏息。主席看完稿子，先表扬李锐“条理清、胆子大”，又对林一山说“志向高、材料细”，随后一句定音：“先不拍板，但可先做准备，测量、勘探一步也不能停。”
会后，周总理奉命实地考察。1958年3月，他带勘测队沿峡谷而上，回京报告：“地质复杂，资金至少百亿。”主席摩挲稿纸：“钱可以慢慢挣，资料要一天不缺。”那年年中，长江委拉起探测线，测量杆插满峡谷，如同长鞭先抖了个响声，却暂不落地。
文革十年风雨，三峡被搁置。1976年秋，北京天空灰蒙，老同志回忆主席遗言时，总会提到那句话：“百年大计，千年大计，两百年太短。”他们明白，主席在意的不是眼前数字，而是后世能否受益。遗憾的是，他没等到方案重启。
1992年4月，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对三峡工程作出决议；1994年12月，正式开工；2006年5月20日，全坝合龙，江水在溢洪道腾起几十米高的白雾。那个节点，许多当年参与南宁会议的老人已白发苍苍。记者问李银桥：“毛主席若见此景，会怎么说？”李银桥沉默片刻，轻轻吐出四个字：“了却心病。”
我常想，如果没有1958年那场冬泳，主席会不会少一些决心？或许不会，但寒水刺激血液的瞬间，他可能更确信，人与自然要硬碰，但得算细账、走长路。三峡终于站立在云雾间，不只是钢筋混凝土的胜利，更是一次意志与理性的握手。毛主席把题目抛给后来人，后来人用了半个世纪答卷，这段故事，如今仍在江水中回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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